汪长松走到贴在墙壁上的年历画前。那上面画的是胖孩子骑鲤鱼，孩子粉嘟嘟，鲤鱼神气活现，红红绿绿很喜庆。不过他没看画，只顾看画面下方的日历，在“七月”的那一个方框内，他已经连续在十来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。他看看今天的日期，又扭头看看王翠花。 王翠花坐在大门前，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屋前。屋前是一片湖滩地，种了南瓜和冬瓜。湖边风大，种不了别的，只有种瓜，瓜是蔬菜中的铁锚，能锚住土地上的风。滩地过去，就是大湖了。除了偶尔驶过的乡政府的渔政巡逻艇，以及村子里几户人家的小木船，顶多再添加几只长颈鹭鸟，就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。 大湖就是这样空空荡荡的，越是大湖就越是空荡。这是汪长松的体会，是他七十岁以后的体会。王翠花除了看个空空荡荡，还能看出个什么鸟来呢?汪长松想不通她天天在看什么。他认真地用圆珠笔在今天的日子上又画了一个圆圈，像一只水鸟在天空打旋。 这是最后一个圆圈了，今天这一趟搞完了，半个多月来的转移工作就告一段落了，这对他来说，是一个巨大工程。汪长松喘了一口气，顺势将舌头往上翘起，将呼出去的气送到嘴唇上方，这样就能吹动鼻孔下的两撮花白胡子。心里有事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这样吹胡子。不过，他从不瞪眼。以前，他一吹胡子，王翠花就瞪眼。王翠花的眼睛不大，但瞪起来，却像刀子一样锋利，能砍得断船上的缆绳。她一瞪眼，汪长松就不再吹第二下了，低下头去做自己的事。 汪长松和村子里别的人不同，他不是渔民，他是个木匠师傅，主要的活计是打船而不是开船下湖。打船的棚子就盖在屋背后，人家送来木料，他就一个人默默地锯，砍，劈，削，刨，然后拼拼凑凑，敲敲打打，大概一个月时间，一条大白鱼样的木船便浮在了两条长凳之间。 村子在湖边，出门就要用船，那些年，汪长松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打了多少条船。他喜欢打船，喜欢一个人打船，在一堆木刨花里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尾鱼，自由自在地游动。他没有收徒弟，堂兄家的一个侄子曾经跟随他学过，但学了不到半个月，就不愿意学了。他对汪长松说的理由是，他认为打船这件事太枯燥了，他怕是做不下来。但背后他对别人说，现在外面都用水泥船、铁皮船了，木船这行很快就不行了。没想到，这个年轻人竟然说中了，过了不长时间，就很少有人找汪长松打新船了，他后来主要的活计就是修理那些以前的木船，他就更不会有徒弟了。 和汪长松不爱说话不同，王翠花喜欢说话，喜欢一切集体活动。她和男人们一起出湖打鱼，回到岸上，她又和妇女们一起晒鱼干，她喜欢在人群中唱歌，喜欢和男女老少开玩笑，反正，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她可受不了。村里的男人女人们也喜欢到她家里来，他们在屋子里喝大酒，说笑话，唱堂会，喝得热闹轰天的。汪长松悄悄地跑到木棚子里，修他的木船，他也喝酒，他把小酒壶拎到棚子里喝，喝一小口酒，吃几粒花生米。他这样子，没有人觉得不正常，村里的人都认为这一对夫妻本来就是这样子分工的。他们结婚好几年，连个孩子也没有，村里人也觉得是正常的，好像生孩子这件事应该是由汪长松来完成似的，既然汪长松完成不了，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画完了圆圈，汪长松又看了眼王翠花，后者仍然一动不动，像庙里的泥菩萨。自从五年前生病后，王翠花就是这样，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，嘴上的言语越来越少，身上的肉也越来越少。她虽然还能做饭，洗衣，采菱角，挖藕塘，但事事都慢，做一顿饭要半天，而且忘性大，经常做着做着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丢下手头的活计，跑到门口坐着，呆呆地望着湖面。有好几次，她锅里放上油，准备炒菜，菜没下锅，人却走了，一口铁锅烧得通红，差点把屋子都烧着了。王翠花连看电视都三心二意了，之前家里的电视由她全权掌控，她喜欢看谍战片、抗战片，音量要调到最大，电视里的枪炮声似乎是从她家的墙壁上弹射出来的，将地皮震得嗡嗡响，硝烟如同弥漫在她家低矮的屋子里。现在汪长松开了电视，她也坐在沙发上看，但看不了一会儿，眼睛便往上翻，盯着屏幕上方的墙壁，灰黄色的壁子上除了爬过一只壁虎，没有别的动静，她也一盯就是半天。汪长松曾经想在她眼前晃一下手掌，把她的视线拉回到电视上，但他终于没有。他知道，那些圆润的肉、风风火火的热情、大声大调的话都从王翠花的身体里溜走了。 王翠花变得陌生了，汪长松也努力回忆过，到底她是从哪一天开始病的，他最后将记忆推回到五年前的那个夜晚。 那天晚上红波从省城回来了，王翠花做了好多红波爱吃的菜，那时候，她手脚还十分麻利，为了红波，她特意做了一个她自己发明的菜：米粉蒸鱼。将新鲜大青鱼的鱼肉片成片，裹上米粉，淋上调料，腌一个钟头，再上锅猛蒸，像做米粉蒸肉一样。蒸出来后，米粉香，鱼肉鲜，只有吃到最后，在舌头尾子上才能品出，这是鱼肉。这个菜，王翠花只做给红波吃，汪长松要想吃一口，就得托红波的福。 那天的一切起初看起来都是正常的，红波一个人吃了大半盘粉蒸鱼，吃得鼻子尖上冒出了碎汗粒，直呼好吃好吃。吃好了，汪长松主动要求去厨房洗碗，让她们娘俩在客厅里说说话。 后来，汪长松想，王翠花大概那之前就有病了，或是有病的迹象了，只是自己没有察觉罢了。他们的房子不隔音，隔着一堵墙洗碗，他也能听见她们娘俩的对话。王翠花不像平时那样说那么多话，反倒是红波在不断地问话。 妈，我们家的猫呢? 猫?王翠花好久才说，哪有猫? 怎么没有?皮蛋呀，我们家的皮蛋呀。 哦，王翠花像是从一场梦中醒来，她说，你是说皮蛋?死了。 死了? 嗯。 这中间好像隔着很长时间的沉默。 红波是汪长松夫妇俩在四十多岁时抱养的，现在大学都毕业了。抱养时，人家都说抱养的孩子不亲，可是王翠花执意要抱养。小的时候，红波和他们亲得很，晚上睡觉要爸爸妈妈一边一个伸出胳膊给她做枕头，可是上了大学后就不太亲了，上四年大学，她只回来过一次，总是说要准备考研究生，没时间回家。现在，这个暑假，红波突然从天而降，王翠花大概还没有适应吧。 红波又说，皮蛋以前每年都会生小猫，每次都不多不少生两只，真是神了。 王翠花说，两只?不，不，不止两只。 汪长松正在放水清碗，听到这里，他心往上一拎，赶紧关了水龙头，侧耳倾听。 不止两只? 不止，王翠花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一种老巫婆的邪恶，她突然张开嘴无声无息地笑着，每窝都有六七只猫呢，皮蛋真是个会生养的老母猫。 不对，每次只有两只。 不，王翠花说，你知道吗，每次都是你爸留下头生的两只，另外的那几只小奶猫都被塞到塑料袋里，埋到上马墩岛上去了。 汪长松走到客厅里，他看见红波脸色煞白。 真的是这样?红波问。 王翠花却突然不说话了，或许，她看到汪长松，一下子想起来，当年那个谎话是她和汪长松共同为红波说的。 那天晚上，红波再也没有说话，本来准备回来过暑假的她，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又回到了省城。她走的时候，是汪长松送她到县城车站的，红波的眼睛里空空荡荡的，那种空荡让汪长松心里特别难受。他想向红波说明一下，关于那些小奶猫，可是，他刚要开口，红波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，立即就用眼神制止住了他。 汪长松一连几天不理会王翠花，他不明白，王翠花为什么要那样说。 一个月后，汪长松接到省城来的电话，他和王翠花急匆匆去了一趟省城，回来捧着一个盒子，盒子里装的是红波的骨灰。红波学校的班主任告诉他们，红波有严重的抑郁症，加上谈恋爱不顺，和男朋友分手后，一时想不通，就跳了楼。 王翠花当时倒也没什么，还是她一路上抱着红波的骨灰盒回到村子里的，也是她一手操持着，回到村里，找了块墓地，安葬了红波的。 但不久后的一天，他看见王翠花不停地在眼前挥舞着双手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也不知道念些什么。他问她，有蜘蛛网?还是蠓蠓子?她愣愣地说，没有。她说着，突然没头没脑地对汪长松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气她几年不回来一次，就说了实话。我要不说，她就不会走了，她要不走，就不会跳楼了。 那是王翠花得病之后说得最多的一次话，说完后，她就哭了。后来，连着几天，汪长松都看见王翠花不停地在眼前挥舞着双手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也不知道念些什么。这状况持续了好几天，汪长松才想到，王翠花八成是有病了。 王翠花也知道自己有病了，她说我睡不着觉，老做梦。她没有对汪长松说的，是她经常想一头栽到湖里去，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想。她觉得自己脑子里有根筋大概是搭错了。 汪长松带王翠花去了市里的医院，医生悄悄对汪长松说，这是典型的抑郁症啊。开了一大堆药。医生开药的时候，汪长松问，那吃了药多长时间会好?医生摇摇头，说不好，这种病有的很快就好了，有的吃药也吃不好。 王翠花吃了药，也不见好，也不见坏，吃了一个月她再也不愿意吃了，她把药扔到了湖里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鱼贪嘴吃了它。鱼有没有抑郁症呢?汪长松想不通，那么爱热闹的王翠花怎么会得抑郁症呢?要是得，也应该是我汪长松得啊，再说了红波得了抑郁，怎么王翠花也得呢?他有时想，是不是这个房子的风水不好，门向有问题呢?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