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媒体叫他们“农民工乐队”，其实成员的背景并不都是农民工，他们曾经是大学生、程序员、保安、糕点师……面对现实的生活与梦想的音乐，他们选择了后者。
队长鼓手兼作曲陈汉让：
“我希望有一天能通过乐队养活自己”
82年出生的陈汉让，他是桶子鼓乐队的队长。已到而立之年的愈加劲头十足、信心百倍。也是经历最丰富的。他曾因为家里没钱，需要他辍学打工供两个弟弟念书，所以只读到小学毕业。由于文化不够，陈汉让曾扫过厕所、睡过天桥、当过厨师、送过外卖等等。然而最令他津津乐道的是工作经验是——汶川地震后，在四川当了半年义工，教小朋友弹吉他。是黄家驹唤醒了陈汉让的音乐梦，在做厨师时，他曾用一个月的薪水——500元买了一把吉他，在工友们不理解的眼光下开始学习弹唱，可以说，这把吉他改变了陈汉让的人生。03年，陈汉让刚来北京，那时他刚学会吉他，只学会了beyond的两首歌。陈汉让来北京前是在上海打工的，那时候自己就爱音乐并开始学琴，爱琴如命的陈汉让嗜学成痴，下班就开始练琴，有时疲惫至极的他常常抱着吉他就睡着了。
他找了个酒吧去唱歌，刚唱了两首歌，老板就让他走，“我在街头随便找个人唱都比你好”，这些话让初来乍到的陈汉让倍受打击。心灰意冷的陈汉让走在北京街头，料峭的春风让从南方来的他瑟瑟发抖，“我想好不容易来北京，怎么也要坚持下去”。后来他走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，在那里他做了一个月的群众演员，一分钱也没赚到。“当时也吃不饱，一块钱五个馒头吃一天，水就是喝冷水，大冬天也喝”，百般无奈的陈汉让不得不回到上海做起谋生的活计，“我做过搬运工、销售、厨师、小伙计”，直到07年放不下音乐梦的陈汉让再次北上，“我在上海做了几年，有些积蓄了，我就想回去，回北京”。在陈汉让的心灵版图里，上海只是他的谋生之地，北京则是他的追梦之所。在这样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村青年心里，有着自己清晰而严肃的划分。
于是2009年，陈汉让毅然来北京唱歌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开始了第一次卖唱，地点是西单的地下通道。“第一次很紧张，也很不好意思，好怕被熟人认出来。我不仅戴帽子戴墨镜，开始唱的时候，双腿都在发抖。”如今的陈汉让已经习惯卖唱生涯，最初他总是爱唱一些自己写的歌，后来发现在乘客中难以引起共鸣，也会降低收入，于是他开始翻唱流行歌曲，但他还是希望自己的歌能被大家喜欢。 有时在地铁里弹唱时若突然来了灵感，他也会心无旁骛地写起来。让陈汉让最在意的，是自己组建的桶子鼓乐队，对于未来，陈汉让希望把桶子鼓乐队推广出去，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尝试担任“经纪人”的角色。
主唱贾建明
“我想成为职业歌手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”
河北石家庄人，28岁，在医院从事营养餐配制工作的贾建明两年前决定从流浪歌手开始。圆他的音乐梦。2010年3月27日，晚七点，辞去工作的他，喝了几杯啤酒壮胆，钻进灯市口地铁站，在地铁列车上“双腿哆嗦，十分艰难地张开了口。”如今，做了两年流浪歌手的贾建明对“地铁舞台”充满感恩，“这其实是最炫的舞台，唱给地铁里的乘客听需要一种很强的驾驭能力。另外，明星们的演唱会有保安保护，我们则不时遭遇驱赶……”
贝斯手黄永灵：
“人毕竟要做一件事件，要敢于去做，要相信自己能去做。音乐是一种思想的载体，我发现了她，乐此不疲”。
贝斯黄永灵最忙，一边弹贝斯一边吹口琴。灵哥是乐队年纪最大的一位。广西来宾人。70后的黄永灵，或许是学历最高的北京地铁卖唱者。他毕业于地质大学，是研究生学历。妻子是本科时的同学，儿子已经6岁。
2004年7月，计算机专业的黄永灵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，在北京从事程序员工作，月入近万元。但这份别人眼里的好工作，在2009年被黄永灵主动放弃。凭着一腔激情，他背着一把破旧的吉他，钻进地铁，开始“寻梦”。他想着：开始的收入为当程序员时候的一半就行。时至今日，每月四五千元的卖唱收入让他觉得“与计划有些差距”，但黄永灵享受着这种生活。如果按照正常人的思维走下去，他会升职，会写很多程序，会收入上万，会繁忙得忘记最初的梦想。但是黄永灵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就是去做自己从高三就开始痴迷的音乐，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名字，也坚信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打击手曾学艺
主音吉他手熊吉
配唱 吉他 詹家华
“我希望过好现在，过好每一天，幸福快乐。”
詹家华，福建建瓯人，27岁，来京1年
